武向平院士:如何走出科技評價體制的盲區
作者 | 武向平
只有文化自信,才能走出科技評價體制的盲區
01飽受病垢的科技浮躁之風
當今基礎科學研究的上空,籠罩著一片浮躁之風。
以論文數量論成敗,以項目多少論業績;把做研究變成了做論文,把做學問變成了做項目。論文之總數加上項目之總經費,堂而皇之和名正言順地被列為科研院所和高等學府的年終考核業績與未來規劃目標。
滿天飛的“帽子”雖然被多次“吐槽”,但現實卻愈演愈烈,未得到有效控制:“帽子”就是職稱、“帽子”就是待遇,甚至“帽子”就是通向領導崗位的燈塔。
在近年上演的人才爭奪戰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爭取的只是戴“帽”人才的數目以提升單位考評的地位,“人才”們首選的是待遇之高低而不是科研的提升和作為。
待遇的極度不均衡:“洋”的高過“土”,“引進”的勝過“土生”的;更甚者,堅守在祖國大地拼搏幾十年的竟然不如鍍金幾年“歸來”的更“愛國”。
于是,出國求學變成了出國鍍金,只為有朝一日被祖國“引進”,其中例子多不勝數。重“引進”而輕“培養”的所謂高端人才計劃正摧毀著整個科技隊伍人才的基礎和體系。
多少科研項目包括國家重點研發專項,撥款三個月就要“成果”,兩年中期評估要“發現”,五年結題要“領跑”——基礎研究違背了自由探索的基本規律,活生生地被“規劃”出了時間表。
基礎科學設施和裝備的建設工程即被媒體贊揚為重大科技成果,但是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我們建設基礎設施和裝置是為了做出科學發現,設備本身并無任何科學成果可言。
有些主管部門希望在某幾個領域以幾億甚至百億的投入,培養幾個世界級科技領軍人才,取得國際最高科技成就。
然而這種簡單的思維模式違背著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規律:重大前沿科學突破是一個知識積累過程,需要通過1~2代人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不可能通過巨額投資在短期內獲得,就如同中國足球不能通過每年百億投入來搞定世界冠軍一樣。
由于歷史原因,我們在科學知識的積累時間和程度都還不夠,近年一些領域雖然嶄露頭角,仍需潛心十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取得原始創新的突破。
02科技評價體系改革之瓶頸
在科技主導未來的新時代背景下,我國基礎科學本來就淺薄的家底加上過去二十年間華而不實的所謂迅猛增勢,為科技的再創新發展背上了沉甸甸的包袱,亟待尋找原創動力。
過去幾年間,一場聲勢浩大的加強基礎科學研究、促進重大原始創新的討論如火如荼地在多個領域展開。
化解當前基礎研究的矛盾,移去阻礙基礎科學發展的絆腳石,探尋基礎科學研究的新路子,為建成世界科技強國提供基礎性和根本性保障,這一系列的思考和研討最終聚焦在了一個靶心:現行的科技評價體系是造成科技領域浮躁之風的源頭,是壓制科技人才創造性思維的烏云,是束縛弘揚科學家精神的枷鎖,是阻礙我國科技進一步發展的攔路虎。
科技評價體制改革,刻不容緩,勢在必行。
如今,我國科技體量的發展已經完成了最初唯數量的原始積累過程,曾經發揮了歷史性推動作用的科技評價體系亟待向質的轉變過渡,當初評價體系基于的單一獎懲措施已經成為繼續發展的病垢。
二十年間走過來一代人,不論是習慣還是思維,不論是體制還是定位,不論是視野還是學識,都被深深地打上了這段歷史的烙印。
縱觀參與科技評價體制的研討者和決策者,又幾乎都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改變現行的評價體系,事實上觸動著每一個踐行者的心靈。
于是乎,我們都意識到了現行科技評價體系的弊端,我們都力主實施強而有力的改革,我們都寄希望一個激勵創新科技機制的出臺。
然而,一切都只是呼喚和吶喊,大大小小、各種形式的討論都終結于無奈,那個期望中的科技評價體制始終沒有被這么多有識之士的“千呼萬喚始出來”。
于是乎,職稱和項目的評審,我們還在簡單地計算著論文和引用的數目,甚至非近五年而不取;人才帽子的界定,我們仍然在熱衷于引進“洋”博士或博士后,“土”的壓根就不在考慮之列;重大科技計劃的實施,我們還在數數論文和專利就可以給出從“跟跑”一躍而“領跑”世界的結論;科技論文,發表十篇《中國科學》和《科學通報》仍抵不過一篇《Nature》和《Science》,后者依舊被捧為科技期刊的“圣經”;績效工資,簡單地累計SCI論文數目加上項目總金額的提成;獲得博士學位,沒有SCI準不成,至于何種類型的SCI期刊早已無人問津。
去年夏季,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明確要求人才評價、項目評審和機構評估不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
然而,指導性的意見并未真的落實于實際的評價中,掌握生殺大權的依舊是改革開放后期二十年的專家學者,不唯論文和獎項之后的評價標準怎么制訂,讓目前的評價體制顯得更見迷茫和無據可依。
《Nature》的神圣,SCI的地位,H因子的價值,“帽子”的光環,獎項的分量,依舊顯性或隱性地貫穿在目前科技的評價體系中,人們習慣了的且已根深蒂固扎根在腦海里的標準從根本上并未動搖,甚至走得更加遙遠。
人們不禁要問,既然現行科技評價體制是制約我們創新發展的障礙,既然上下一致地呼吁要對科技評價體系的改革,那么為什么我們仍然舉步艱辛,難見成效?
的確,我們已經進入了科技評價體制改革的深水區,是到了反思和剖析其背后深層原因的時候了。
03缺少文化自信之評價標準
我們從一些習慣了的現象說起。? ??
在人才和獎項的評價中,面對一篇《Nature》或《Science》的論文和另一篇《中國科學》或《科學通報》的文章,所有評委無一例外地都選擇了前者,我們習慣了前者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我們自然地認為,《Nature》或《Science》的文章是被國際公認的成果,而《中國科學》或《科學通報》的論文都是自己在家里鬧著玩。
總書記號召我們“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今天我們真的做到了,但是我們卻把論文發表在了國外的期刊上!
今年院士增選,強制要求十篇代表作須有一篇國內期刊的文章,實屬無奈之舉,但從根本上無法扭轉科技論文外流的現象,這還不計用于支付版面費的大量外匯。
在各類科研的項目申請和立項中,我們常常發難:美國人都沒做我們為什么要做?美國,不自覺地成了我們科技項目選擇的參照門欄。我們習慣性地認為,美國人不做,外國人沒有,這個項目就肯定沒有立項的必要和研究的價值。
在各類人才和項目競爭中,我們總在質疑答辯人:外國人是怎么評價你的成果?外國人又是怎么引用你的論文?因為只有外國人說好我們才敢相信是真的好。
我們不僅懷疑我們自己,我們還在懷疑我們的同胞。我們的評價標準是建立在國外特別是美國認可度的基礎之上的。
相反,美國人何曾以中國科學家的引用或評價作為晉升或評獎的佐證?如果真的那樣,效果可能恰恰是相反的。
我們骨子里缺少的就是那份自信,對我們自己文化的自信!
04缺少文化自信之人才“帽子”
我們再來看看人才帽子的灰色利益鏈。
當“百人”、“千人”、“萬人”、“香江”、“黃河”、“長江”、“泰山”、“黃山”、“珠峰”的人才“帽子”最后被“珠峰”封頂后,我們再要尋找更大更高更長的帽子就只能進軍海外或離開地球了,也許今后還會有人發明出更加奇葩的人才帽子出來。
高校和科研院所需要這些人才“帽子”圈人、添財、增光以進一步提升自身在行業評比中的競爭力和地位,真正暫時獲益并隨后被腐蝕了的便是帽子下面的所謂人才。
除了加劇國內科研環境惡化這些表面問題外,最重要的是助長了青年科技人才的浮躁和唯利是圖,職稱、薪資、甚至住房面積都隨著帶上帽子而攀升,所謂單位之間人才的流動更隨著帶上帽子而加速,“人才”們隨時都可能奔上另一高薪的主戰場。
人才“帽子”后面的這個灰色利益鏈和對青年人才的腐蝕已經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和討論。
過去一年間,一場方興未艾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的運動試圖喚醒青年科技工作者特別是學生們的良知,讓青年人回歸追夢科學的初心。
特別是,我們在“科學家精神”前面又增添“中國”兩個字,更加寓意深刻。
我們一方面號召青年學者和學生們重溫錢學森等老一輩科學家科學報國的高尚情懷,一方面又樹立和宣傳一批新時代科技工作者忘我拼搏的楷模,試圖從教育入手,激發青年學子科技報國的純真和追求。
然而,造成人才“帽子”的信譽危機和其背后的灰色利益鏈的真正推手并不應該全部歸咎于青年俊才們今天演變的相對貪婪,也不應該極力責備需要依靠“帽子”數量提升自身地位的高校或科研院所,“帽子”和個人利益掛鉤,“帽子”和單位考核掛鉤的背后,是文化自信的整體缺失!
例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遴選“杰出青年基金”的受資助者時,并沒有和任何利益掛鉤。但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立即出臺配套政策,給“杰青”們提升待遇、解決職稱甚至住房。
于是,“杰青”們喜上眉梢,一頂“杰青”帽子就贏得了高人一等的尊嚴和遠超平均值的薪資。
各單位這么做就要是用利益和榮耀留住人才,而后又可進一步贏得評估的加分。
我們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至今都并不敢相信,甚至沒有底氣去相信,我們能靠單位自身科研的實力和優質的環境來留住這些戴著“帽子”的人才。
在此,我們不妨對比另一種現象:幾十年以來我們的各級政府都有評“勞模”的傳統和風尚,為社會樹立過無數的先進和典范。我們可曾見過“勞模”們有了榮譽就拍屁股走人的局面?我們各級政府和單位歷來就沒有擔心過,那怕這個人獲得了國家級的“五一勞動獎章”。
其背后的原因是我們滿滿的自信心:任何“勞模”所在單位都深信,榮譽是與集體緊密結合在一起,我們能推薦一個“勞模”,我們就一定能留住這個“勞模”,盡管獲獎的“勞模”們偶爾也會在待遇和地位方面有所改善。
我們都被告知,種類繁多的人才“帽子”其實都只是榮譽稱號而已,和“勞模”的稱號同出一轍。
那么,為什么我們能心平氣和地對待“勞模”,卻不能一視同仁、理性地看待人才的“帽子”?
只有當人才的“帽子”回歸榮譽稱號的本來面目,只有當全社會都滿懷自信地學習卻又不是供奉各類優秀科技人才,我們的科技人才計劃才能為社會所尊重,并為科技進步帶來正能力。
05缺少文化自信之項目考評
我們已經習慣了一個科研項目的執行期一般為五年,考慮到財政年的滯后和準備結題驗收,項目實際執行期大約四年左右。
除了繁瑣的申請報告、實施方案、財務預算外,經費到賬三個月左右我們就會被要求提交第一份年度進展報告,隨后便是兩年期要應付的中期檢查,最后是五年期的結題驗收。
眾人皆知,三個月內要一個基礎科學研究項目出成果就是忽悠,但我們提交的年度報告真的有了成果和進展,這一點大家心知肚明,因為這個所謂的成果與實施的項目一毛錢關系也沒有。
兩年后的中期檢查,每一個項目都整齊地列出了諸多創新亮點,世界獨具。五年后的項目結題,每一項目都取得了國際一流的成績,并在該領域處于領跑(最少也是并跑)的地位。
如果這一情況屬實,則通過每一個項目的實施,國人早就在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全面領跑世界了,世界科技強國早就非我莫屬了!
我們被要求自捧,否則主管部門不悅,沒有人敢承擔五年做不出成果的責任和后果,實事求是的匯報會被認定為首席科學家不作為或團隊協作不得力,為了結題爭優我們不得不拔高自己所謂的發現和成績,看不出進展或進展緩慢的項目得到后續支持的可能性歸零。
我們已經無法容忍基礎科學領域一個研究課題五年無進展的事實,寬容失敗只是評委們和領導們腦海里曾經閃過的一個滑稽名詞。
為了科技界各行各業大大小小項目的閃亮,我們不惜制造了數目眾多的論文,躍至世界科技論文之老二。我們曾天真地認為,數目的增大總會引起質的變化。
然而,三個臭皮匠能頂一個諸葛亮的故事在科技論文上似乎永遠地不成立,3篇爛論文不管何時何地都永遠會是3篇臭文章。
項目的考核機制讓我們為世界論文數量的增大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卻絲毫沒有撬動自然科學的根基,也沒有推動基礎科學的進步。
2016年春節期間,引力波的發現觸動了科技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們的神經。
耗時30年的一個項目且無中間結果,在中國是無論如何也是無法實施下去的,然而別人做到了,諾獎也拿到了。
我們隨后也急著部署了一批引力波項目,一夜之間涌現出一大批引力波的專家學者。然而在“第一發現”已經取得的情況下再大的投入和動作,都已經失去了科學上開拓性的意義。
我們科技管理體系造就的短周期、重數量、逼成果式的項目考核機制,表面上看,是違背了自然科學探索的基本規律,而實質上卻是缺乏文化自信的典型表現。
我們已經不敢放心和放手地讓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回歸原本的自由探索模式,我們給基礎科學研究瞄準科學前沿的發現規定了時間、規定了任務、規定了模式、還規定了標準,我們已經缺失對科技工作者的最基本信任和對科學探索的應有尊重。
科學探索之路的成功者,屈指可數。
大多數的科研人員用畢生的努力都未能摘取科學發現皇冠上的明珠,但卻整體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信任,構成了社會對科研活動的堅實基礎。容錯,也是社會對科研活動的基本遵循。
相應的,自信,是科學家的獨特素質,也是科學家的基本修養。社會的信任和科學家的自信,構成了自然科學探索之路并且取得突破的基石。
當我們樹立了文化的自信,我們就能理性地對待科技項目自立項、實施到考評的全過程,我們就能放開對科研人員手腳的束縛,讓任何一個科研項目都回歸自由探索的廣闊天地,讓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能跳出思想和行動禁錮的牢籠,敢于在基礎科學前沿的陣地上冒風險、求真諦。
06缺少文化自信之科學語言
英國用語言征服了世界,成就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今天的國際霸權地位和號召力,也影響了世界科技交流和發展的走向和趨勢。
與世界政治和外交領域不同,我們已經不自覺地接受英語為唯一科學語言的默契。
在國際舞臺上,為了交流我們使用英語并無可厚非,然而今天在國內的很多高等科研院所,一些學術報告被強制使用英文,以顯得“高大上”,彰顯和國際接軌的態勢。
更甚者,即使聽眾沒有一個外國人,也還是要保持英文交流的高傲姿態。
某科研單位曾邀請一位量子大咖做講座,組織者為了讓聽眾更加清晰地了解量子糾纏的物理,欲申請演講者使用中文,竟然沒有獲批!
何時,我們可以自豪地說,這是我們的祖國,在自己的國土上,我們的科研活動要講自己的母語?
我們出國從事科研活動,使用的是英文或他國的語言。今天富強起來的中國也來了很多外國的友人,我們從沒有要求他們使用中文交流,相反,我們不自覺地和他們說著英文。
我們為什么從來不要求在中國長期從事科研活動的外國科研人員講中文?而是我們退而求全?
當我們立志有一天要站在世界科技舞臺的中央,著眼引領世界科技發展的大潮,但語言卻用的是英文,這種局面不僅是尷尬的、被動的、也是低效的。
強盛的中國應該具有讓中文統治世界的雄心和壯志,當中文成為科學語言的那一天,我們才能真的成為世界科技強國和世界科技的中心,才真的具有了我們民族的自信,我們文化的自信,我們道路的自信,我們制度的自信,我們理論的自信。
07樹立文化自信之堅定信仰
當鴉片戰爭洋人的洋槍洋炮打開了固步自封的國門,我們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受到了毀滅性的沉重打擊,從此崇洋媚外的基因植入了我們的身軀和靈魂,影響了我們民族一個世紀的文化和自信。
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我們的經濟、政治和外交等領域已經屹立于世界之林,左右著世界發展的命脈,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這是我們堅守“四個自信”的必然結果和實踐檢驗。
科技實力,特別是創新能力,決定著未來中國的命運和世界的格局。
以人工智能、大數據和量子計算為技術引領的產業革命已經呼喚基礎科學的重大突破,停頓近乎百年的自然科學理論體系由于暗物質和暗能量這兩朵烏云的疑難正處在偉大變革的前夜,如果我們不能突破現行科技評價體系的束縛,我們將錯失引領世界科技革命的最佳機遇,丟失為世界文明做出重大貢獻的窗口。
今天,結束西方長期把持和統治基礎科學創新理論體系的綜合實力已經具備,只要我們堅持文化自信,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勤勞,相信我們科技工作者的奉獻,相信我們每一位同胞的愛國情懷,我們就有能力和有信心參與并引領這場自然科學的時代變革,讓中國屹立在世界科技舞臺的中央。
作者系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