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人民大學一級教授陳力丹談學術論文論證形式和內容

2017年7月29至31日，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委員會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共同主辦了“2017全國新聞傳播學骨干教師研修班”，來自128所高校的237位新聞傳播專業的教師參加研修。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陳力丹為研修班提交的數篇論文進行了評議。陳教授還邀請四川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廖金英為每篇論文寫了文字評語。為了體現評議的全面，兩位教授故意不看對方的觀點，全部獨立評審。結果表明，他們的論文評語行文風格不同，但對論文癥結的評價，大體一致。

社長提示：本文前半部分為所評議論文簡要概括，后半部分為專家評議。

所評論文

論新媒體自覺與城市化引導

原文摘要：

出版產業應作為城市化進程的領跑者。新媒體自覺是新媒體的本質精神，是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文化主導。新媒體內部的系統工程建設與新媒體的產業鏈建設及延伸有助于打破城鄉文化差異與利益分化局面，從而利于重建城鄉社會文化與經濟利益格局。

文章大體結構：

一、出版產業彌合城鄉文化裂痕

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作為文化產業核心之出版產業應該起到前導、深化和融合作用，但是現在，它落后了，甚至，它已經“疏離”了中國城市化的跑道。

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出版產業也不斷面臨各種困境、挑戰和抉擇。城市化的過快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環境污染、保障不足、文化斷層等一系列由底子薄弱所帶來的問題。文化出版產業的“疏離”不可避免地會激化這些問題的矛盾。這些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是一道道連接無底深淵的裂痕，文化出版產業則是彌補這些裂痕的強力膠水(文中批語：這個比喻不恰當，出版業沒有這樣大的能力)。膠水自身性能是否牢靠，則關系到裂痕是否能夠得到徹底有效的填補。城市化的關鍵在于整體思想文化的融合與提升。其中，出版產業的實際文化效用是隱性的，但其影響力是巨大的。作為傳播媒介。理應率先打破城市話語文化與鄉村思想文化的隔閡。

二、新媒體構建新城鄉文化精神

媒體在新媒體時代內容多變，內涵豐富。新媒體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空氣，每個人都有自由呼吸的權利，都能享受自由呼吸的樂趣。這種必不可少的權利與樂趣，又在不斷促進人與社會之間各種關系的協調與轉變。城鄉關系是人類社會文明進程的一種顯性映射。任何技術和觀念上的變革，都在有形或無形地影響二者之關系。二者關系，時而博弈，時而融合。城市化作為普遍被認同的人類文明步伐，無外乎是基于效率、資源、信息、文化等人類文明成果高度聚變與積累的認知。

然而，我們也注意到，城鄉關系的根本轉變應該在于文化與精神上的轉變。新媒體恰恰可以成為這種轉變的組織者。然而，在當下中國，新媒體的城鄉“組織者”或“融合者”身份是被動的，并沒有自覺。新媒體這個“媒婆”，影響雖大，但其在信息與技術洪流中，并沒有放開手腳，用自己的意識與理念去創造“新人”。

總之。新媒體的存活也要趨利避害，但被動逐利，沒有擔當，且不能自覺發力的新媒體，便算不得是真正的活的新媒體。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新媒體及新媒體的擁有者應當成為“文化英雄”，分析、引領、運用大數據時代雜亂無序的信息與信息流。媒體自覺發展的文化欲望能夠使文化與社會思想發生整體變革。

三、產業鏈重鑄城鄉利益格局

出版集團在高效的規則化的系統工程基礎上，必須做到出版產業鏈的多向與多維延伸。這是新媒體挖掘鄉村資源和城市化進程中各種資源的最佳選擇。

我們從重組后的以省域為單位的各出版集團可以看出，很多集團已處于1+1<2的狀態。我們以吉林出版集團為例，其下屬出版單位24家。集團成立十年來，其所屬10家出版社均各自為戰，其信息、管理等資源的分散和割裂導致集團整體效益受損。

有論者調查江蘇某市10個村莊農民對于媒體的使用情況，其結果是，村民使用網絡和智能手機獲取資訊和進行文化娛樂的時間最長。超過了全部媒體閱讀時間的70％。事實上，與其說這樣結果的產生是新媒體的力量，還不如說是科技的力量。因為，在實際的調查中，我們并沒有發現新媒體在自覺、主動、系統地挖掘城市化過程中的各種受眾與客戶資源。

新媒體產業鏈向鄉村與城市化進程中的過渡地帶延伸需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新媒體自身系統工程的建立和不斷優化，具備一套運作精良的出版傳媒體系；第二，能夠獲取足夠全面、豐富的數據，重視大數據的混雜性、全面性和相關性；第三，充分利用這些數據，將完成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鄉村受眾接受上的融合與過渡。把握好經濟效益的獲取尺度，找準利益突破點和平衡點，同時能夠擔負傳播優秀先進文化與思想的責任。

最重要的是，在這個建設過程中，新媒體應實現生命意義上的自覺，惟其如此，才能重鑄舊有的城鄉利益格局。

專家點評

力丹老師事后再分析

該文的最大問題是沒有學術論文的基本形式，更不要說內容了。一篇學術論文，要圍繞一個學術性質的核心概念或問題展開論證，但現在的文章標題上確定的概念是“自覺”，這就是作為新聞評論的選題，也是說不出什么話的。自覺屬于道德范疇，勸告人家自覺，無論如何不能成為學術論文的選題。所以我說論文立論不成立。而立論不成立，就連修改的余地也沒有，必須另外選題。

該文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即題文不對，大標題是講新媒體如何，而內容主要是講出版產業如何，連要論證的是什么也沒有說清楚。

從行文看，作者尚不清楚什么是學術論證。學術研究是用很多真實的判斷(得到公認得到科學原理)，確定一個新的判斷具有真實性的思維過程。使其(某種陳述或公式)在某方面或某領域具有一定的解釋力(普世的學術價值)。這里要強調，這個問題必須是學術性質的，不是宣傳(不論在政治還是商業)，也不是日常工作中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行政思維過程。得出的結論要能夠給人們在某方面帶來解惑的感覺。那就對路了。

現在這篇文章從摘要開始，每一句結論性的話都是不證自明的。例如摘要第一、二、三句：“出版產業應作為城市化進程的領跑者。新媒體自覺是新媒體的本質精神，是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文化主導”。“出版產業應作為……領跑者”，這是一個一廂情愿的喻證，喻證是不能單獨使用的，因為它不是真的，只是一種形象的比喻，不能證明任何問題。而且憑什么它是領跑者?這也不符合當今互聯網時代一般人對出版產業的認知，而是一種本產業自我抬高的認知。第二句，“新媒體自覺是新媒體的本質精神”，這更是作者自己的想象，誰都不會認可這樣莫名其妙的定論。第三句，“新媒體自覺是……文化主導”，這是由于句子不通造成邏輯不通的句子，可能本意是“新媒體是……文化主導”。但即使這樣，邏輯上也說不通，因為新媒體只是載體，載體如何成為文化主導?這幾句話在正文里出現時，均沒有做任何論證，為什么是領跑者、本質精神、文化主導?這些都是要證明的，不能不證自明。

這是現在一些論文里常見的問題。如果一篇文章里到處可見這樣不證自明的句型，大體就可以判斷：這篇文章不是學術論文。

力丹老師當時點評

論文的立論不成立。“媒體自覺”不是學術概念，不自覺又怎么樣?退一步說，既然標題突出的核心概念是“自覺”，那么文章的所有論證都應緊緊圍繞這個“自覺”展開，但文章里只有不多的幾句話涉及到“自覺”，基本是泛泛而談，很散。城市引導說得也很虛。該文沒有進行論證的核心觀點，也沒有學術論文的特征，像是一位出版界負責人的報告，充滿各種比喻(領跑者、膠水、媒婆、空氣、文化英雄等)和強加于人的“XX是XX”的句型。

第一部分的“城市化”是偽命題，不僅出版業，其他媒體的本質上都是為城市服務的，沒有城市的聚合就沒有19世紀以來的大眾傳播，現在已經是互聯網時代，更是這樣。現代媒體(出版產業只是它的一部分，當下已不是主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商業，可以像學雷鋒那樣為鄉村過渡到城市做一些好事，但這不是出版產業基本職能，都做賠本的買賣，社會經濟將斷裂。出版產業可以為縮小城鄉差距做一些事情，但沒有彌合城鄉文化裂痕(有沒有稱得上“裂痕”差距，是需要證明的)的能量。

第二部分關于新媒體，“新媒體構建新城鄉文化精神”，新媒體主要建構的是城市文化，而不是鄉村文化精神。以“自覺”做到作為文章的基本理念，是一種十分無力的想象。

第三部分產業鏈鏈到鄉村是可以的，但也是有限的。江蘇省基本城鄉一體化了，不能作為例子。要舉例，就得舉出甘肅、貴州這樣有代表性的地方。

從標題看，以為是講新媒體，而實際上是講出版產業在新媒體條件下如何做。題文不符，也是文章的一個明顯問題。?

廖金英副教授評語

文章還需進一步提煉命題并組織論證。

文章的初衷，似乎是要論證：出版產業如何在城市化進程中借力新媒體的技術優勢實現產業鏈重組，并促進城鄉文化一體。但是現在看起來這個命題還沒有清晰起來，所以文章的論證只是支離破碎的幾個碎片組合。第一部分說“出版產業應作為城市化進程的領跑者”，只涉及全國幾個出版產業的數據。第二部分說“自覺是新媒體的本質精神”，就只說新媒體，這個“新媒體”指什么?也不知道跟出版產業有什么關系。第三部分說城鄉利益格局，也只有問題而沒有解決之道，看不住與新媒體的內在聯系是什么。

文章可以從吉林出版集團的1+1<2的現狀作為分析對象來提出命題，再具體分析出版集團如何利用新媒體，使自身具備技術優勢和可能的發展潛力，注意將以上分析與現在脫離城市化進程的出版產業現狀結合起來一體思考，提出幾點關鍵性的改革舉措，基本可以實現文章的論證目標。

文章來源：《新聞與寫作》2017年第10期。原標題《論文要有基本的學術論證形式與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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